东周至两汉时期,三峡地区的人民居住情况怎么样?

浏览:2217   发布时间: 08月16日

历史长河里的很多变化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但这些风云变化大都因人类内心恒定的趋利避害的处事原则而产生,以古鉴今、以今知古,都是在古今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从现代人类对居址选择的考虑因素出发,可从经济形态、人口规模、资源、交通等角度分析东周两汉时期三峡地区的人居情况。

一、渔猎和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三峡地区生业形式的多样性,既有农副业,也有渔猎。经济形态受自然环境影响明显,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概况起来就是山高谷深、气候暖湿、河流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相比于农业,这样的地理环境更适合渔猎经济的发展。

并且有学者研究指出,峡江地区是我国古代优良的渔场,也是历史上最大的淡水鱼产卵场。峡江地区的峡谷地貌使得在气候上比长江中、下游气温更高,在河流落差上也比长江中下游更大、流速更急,水质清澈并且含氧量较高。

鱼类出于自然生态的选择,形成了长江流域淡水鱼生殖洄游和海洋、江河性鱼类溯河洄游的习性,每年都有很多鱼在峡江地区水域上下产卵。另外峡江内还有许多小型冲沟、溪沟,春夏时节雨水增多,峡江鱼类涌入河流、溪沟摄取食物,渔民利用这个时机,进行捕捞。

在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也多次提到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网坠,如云阳两汉时期的打望包遗址,出土许多黑色卵石打制而成的石网坠,外形呈马鞍形或束腰形,这类网坠常见于峡江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有沿江地带的村民使用此类网坠捕鱼。

在万州麻柳沱遗址的清代层位中,发现近千件石网坠,研究发现加工这种渔捞用具上系绳用的凹槽,需用更尖锐的金属工具方可打制成形,绝非同质石工具所能制造。而且,网坠的形制和石料非常统一,反映出制作技术相当的熟练。在清代使用更加锐利的金属工具加工网坠,说明渔业这种生产方式不管从资源上,还是从人们的传统生活习俗上,一直伴随沿江地带的居民。

战国时期的槽沟洞遗址中,除发现大量鱼类遗存外,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主要为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如野猪、麂、水鹿、水牛、猪獾,以及大型猛兽熊、虎、豹等。说明战国时期居住在洞穴的人们仍主要以狩猎为生。

东周两汉时期在三峡地区也有农业的存在。《舆地纪胜·夔州》中记载汉代鱼复县“百顷稻田”,《华阳国志·巴志》中有关巴地酿酒的记载,朐忍县的酿酒业还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朐忍县……故陵郡旧治,有巴乡名酒”。

只有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利用剩余粮食来酿酒的情况,“名酒”的出现其背后必定是汉代三峡地区较为成熟的农业发展水平的支持。在巫山蓝家寨的东周遗存中出土一大批铁农具,在川东乃至其他地区的东周遗存中都是少见的,也从考古实物证明东周时期的三峡地区与文献记载一致,是存在农业生产的。

那么为什么从东周至两汉,人们的主体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很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东周时期,三峡地区主要人口构成为巴人,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秦对巴地采取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即羁縻统治。罗二虎认为秦对巴地采取这一政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基础和稳定民心两方面考虑。

郡县制的基础是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土地私有,它的赋税徭役制度和齐民管理制度均是以户为基本单位进行,从而需要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官吏系统来加以实施。而要负担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吏集团,就需要征收更多的赋税。

这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中,是无力负担的。可以想见成熟的郡县制体系在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巴地是很难实施的。同时巴地的土著居民也并不会马上适应这种改朝换代的变革,他们从心底里还是听从部落酋长的指挥,只有当农业逐渐发展,人们心理趋于认同的时候,真正的郡县制才会得以实施。

二、逐渐增长的人口规模

《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巴郡11县,有户158643,口708148;《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巴郡14县,有户310691,口1086049。

到了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巴郡太守但望奏疏中所言,有户464780,有口1875535,比西汉增加了一倍左右。笔者统计出本文研究范围内自春秋到东汉遗址数量和面积变化情况,确呈逐期上升的趋势,与文献记载相符。

春秋战国时期,三峡地区从各族混战到以巴、楚为主的拉锯战,再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公元前277年秦取楚巫郡,三峡地区终于结束了战乱的局面,稳定的政治背景是人口增长的保障。进入汉代以来,外来移民的增加、农业技术的提高,也促使人口不断增长。

三、盐业资源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盐并不是什么稀缺物资,但在物流不畅的古代社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任乃强先生提出巴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盐业史,而巴楚之争,也源于盐业之争,古代社会对食盐的争夺也许可以用现今各国对石油的争夺来体会吧。

三峡地区的忠县到云阳一带地下蕴藏了一个巨大的长条形盐盆,盐盆的盆底虽然深达3000米,但盆缘则非常浅,不少地点因为地质断层和河水下切的作用,地下盐卤在河床边自然露头,对于峡江人们来说,沿河两岸的自然盐泉不得不说是自然界的馈赠。

盐矿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地质过程,简单来说,盐矿在沉积和重力的作用下形成,其层次像一本本重叠的书,近似水平。但是在地壳运动作用下,绝大多数岩盐矿层都发生了弯曲、倾斜和断裂,使盐卤出露地表。

侏罗纪末兴起的燕山运动,使四川盆地东部边缘褶皱隆起,盆缘形成了七耀山、巫山、黄陵庙三大背斜,三叠纪和侏罗纪等的盐层被挤压弯曲,从深埋的地下被抬升至背斜轴部,并发生断裂。抬升的盐层被地表雨水和地下水淋滤、溶解形成卤水。

距今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使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剧烈上升,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形成,上升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堵塞了四川盆地积水的西南出口,巴湖在汇集了盆地诸水后,冲切东部的七耀山、巫山、黄陵庙三大背斜,三峡形成、长江贯通。

汹涌的长江及其干流水系强烈的侵蚀下切,使位于构造裂隙带的卤水从复杂的褶曲地层里不断地冒出地面,形成自然盐泉。相比于成都平原的井盐,三峡地区沿江两岸的自然盐泉更易被早期人类发现和利用,有学者用“珠联璧合”来形容渝东三峡地区地貌特征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不少文献都记载了三峡一带长江沿岸的自然盐泉,盐官的设立说明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产盐地或盐产品的集散地。尽管根据文献的记载,三峡地区盐业的生产均在汉代以后,但任乃强先生认为盐业生产始于巴人,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开始,这也得到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的证实。

盐业是一条有关生产、运输、销售的产业链,就像现如今石油的生产能带动一个城市的产生一样,沿江地带盐业的发展必将吸引周围的人口,甚至移民。同时,频繁的盐业的运输也会加速交通线路上人流的往来,促进商业发展。

李小波认为两汉时期三峡地区就是因盐聚众,聚众成邑,形成较为分散的多中心城市格局。在概括遗址平面空间分布规律时,绝大多数的遗址沿长江干流及彭溪河、大宁河分布,与这些区域盐业发展的吸引力不无关系。

四、交通运输

前文的分析中提到三峡地区的战乱、移民、盐业发展,哪一项都离不开交通运输的支持。而提到交通又不得不回到对三峡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讨论,三峡地区的地貌特征使长江成为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同时又成为阻碍南北的天堑。

航运成为三峡地区交通的主要手段,尽管也可能存在陆路交通。但不管是文献中提到的羊肠小道或是栈道,都只适合小规模人群或物资的移动,并且行走十分艰难,大型交通运输仍需依靠长江水路。

东周两汉时期有文献记载的三峡地区航道主要有峡江主道(长江干流)、黔江道(今乌江)、汤溪水道(今云阳东瀼河)、梅溪河、鸟飞水道(今大溪),考虑到主要盐泉的分布情况,盐泉附近的大宁河、彭溪河、汝溪河也应是当时常用的航道。不管是军事征伐还是物资运送,这种大规模人员物资转移都需依靠峡江水道。

方船和舫均为一种两船相并的连体船,目的是为了增强船舶在峡江中的稳定性,从中可看出峡江可承载的运输规模之大。而“捍关”、“江关”等峡江上的关隘,一方面说明峡江航道的军事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峡江航运的密集程度。

水路交通成为生活在三峡地区的人们联通外界的最主要手段,加之上文对盐矿分布地带的分析,成品盐的流通也应主要依靠水路运输,也就不难理解绝大部分遗址都沿长江干流及少数支流分布这一特点了。

五、总结

三峡地区特殊的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在长江干流沿岸出现较多露头的自然盐泉,盐业的发展必将吸引更多的人口汇集在沿江区域,复杂的地理环境也使得大型的交通运输只能通过长江进行,不管是战争征伐还是盐业、粮食等物资运输均需依靠长江水道,频繁的交通必会带来人口的流动及商业贸易的发展。

东周至两汉时期,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沿线始终是当时人群聚居的主要地带,这条黄金水道从古至今,像血脉一样支撑着两岸人民的生息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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